笛艺人生—— 一代宗师孔建华访谈

撰文/徐鹏

         中原，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心，历朝历代，逐鹿中原，这无论是正史也好，野史也罢，我们都不难发现，而在文学作品中，更是比比皆是。随着时代的变迁，眼下很多学者们的视野更多是偏向了政治与经济的中心地，而中原大地，似乎显得有些沉寂了。但作为中华文化的发祥地，中原大地在地理位置、社会人文等方面都处优势，在这片曾经极度辉煌的土地上，今天仍保存着辉煌灿烂的文化——中原文化，它是中华文化的根脉，并有着蓬勃的朝气和强大的生命力。——编者语

引言
         1987年河南省舞阳县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了一批骨笛，其中有一支保存较为完好，形制为七孔，可奏六声音阶，据科学检测，已有八千多年的历史。

         中原的笛文化，历史上是否形成过流派，无证考究，但历经八千年后，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，“中原笛派”开始逐渐积累，崭露头角，并不断的发展壮大，到今天，在中华笛文化中，它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流派。溯其源头，那便是现已83岁高龄的笛艺宗师，武汉音乐学院竹笛专业的“始祖”孔建华。

        1949年5月17日，大武汉解放的第二天，身着军装的孔建华，随中原大学从河南开封南迁到了这里，在之后的几十年里，他立足河南民间音乐，并不断汲取荆楚文化的养分，浸淫在湖北民间音乐的浩海中，他创作的很多乐曲，巧妙地将河南、湖北的民间音乐素材融为一炉。在融合河南和湖北民间音乐的基础上，他广采博收，南北兼容，凭借着中原大地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，取诸家之长，海纳百川，创造了中原笛乐独有的艺术魅力。

       “中原笛派”，正如它的开创者一样，根在黄河边，成长在长江岸。如今，在长江之滨的武汉音乐学院，已成为这一流派的主要传承地，继孔建华之后，李协勤、向思义、荣政、周可奇等几代人在这里继续耕耘，他们继往开来，勇于创新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。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，在越来越多的教育岗位上，“中原笛派”正不断传承，并蓬勃发展，在越来越多艺术舞台上，我们都可以听到中原笛乐的声音……
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   2008年底，笔者与这位老人进行了几次长谈，让笔者收益颇多，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位德高望众的笛艺宗师，我们将对话录音整成此文，与广大读者一起分享一代宗师孔建华的笛艺人生——

记者：孔老您好！非常高兴见到您！
孔建华：你好！

记者：我经常听荣政老师说起您的经历，还有一些他跟您学笛的故事，有些事很让人感动，所以就一直想过来和您聊一聊。另外，我还受华音网总监贺晓华先生的委托，想借这个机会做一个访谈录，把您的笛艺人生介绍给更多的乐友。

孔建华：我是1926年出生，老家是河南中牟县，我的祖父曾经在“洋学堂”教书，后来还做了教学督导，父亲是当地的小学教员，是河南开封东岳艺术师范学校毕业的，风琴弹得很好，叔父也是小学教员，箫吹得很不错。他们对我的影响比较大。我小的时候，我的祖父有兄弟四个，在当时，我们一大家三十多口人在一起生活。1938年，蒋介石炸了花园口大堤，淹死了很多人，一些受灾的地方叫“黄泛区”，当时的家乡，连牲口都饿死了，有的牛饿得没有力气站起来，就用两个杠子放在牛肚子下面用力抬，还得要一个人在后来拉尾巴牛才能站起来。要是在庙会上买个镘头，就得用两个手悄悄的捧着吃，不然就会被别人抢走，都是饿得没办法，人们没有东西吃了，吃的都是花生皮的壳子。后来我的祖父四个兄弟就被迫分家了。

记者：您的祖父和您的父亲、叔父都是教书的，应该算是一个教师世家了吧？

孔建华：对，是教师世家，就是因为我们一家都是读书人，分家以后家里没有劳动力了，生活就很困难，我在小时候还做过几年苦力。所以到后来，别人都说读书苦，我读书以后是一点也不觉得苦，我倒觉得读书是最幸福的事，有时我在半夜就爬起来点个煤油灯看书。

记者：您在家里当时读的是什么学校呢？

孔建华：我在县里读的是简师，后来读的是郑州一区联师，从联师毕业后，考上了当时在宝丰的中原大学，不久后中原大学迁到了开封，又成立了文艺研究室，我分在文训一班，当时主要就学习《中共介绍》、《新民主主义论》等等，让我们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有明确的认识，我们还学习了毛泽东同志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，因为当时要建立新中国，急缺人才，文训班只有几个月就结业了，结业后学校成立了中原大学文工团，准备南迁武汉了。

记者：您是跟着中原大学一起到武汉的？

孔建华：对，我们是1949年5月14日，从开封起程，5月16日，武汉解放，5月17日，就是武汉解放的第二天，我就到了这里。

记者：大家都知道，您是武汉音乐学院最早的笛子老师，您能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吗？

孔建华：那时候还不叫武汉音乐学院，最早是叫武昌艺专，中原大学迁到武汉后，对它进行了接管，在现在音乐学院的位置，也就是“两湖书院”的旧址，那时候是武昌体专，在那里建立了中原大学文艺学院，我还参加了接收工作，专门负责一栋楼的桌椅板凳的登记。50年学校又改名叫中南文艺学院，53年又改名叫中南音专。当时委派我带的最早的两个学生，一个是李协勤，他是读大学，另一个是附中的学生，叫苏建能，他后来做笛子，再到后来又去做小提琴了，我吹《故乡的回忆》这支笛子就是苏建能给我做的。苏建能的小提琴到后来做得很出名，获过国际大奖，现在全家都去了美国。李协勤就留校了，我当时教他们吹《荫中鸟》、《喜相逢》等一些曲子。

记者：您在五十年代就演奏《喜相逢》之类的曲子？那时候笛子才刚刚以独奏的形式出现吧？

孔建华：对，新中国成立后文化部1952年搞了全国戏曲汇演，53年搞民间音乐舞蹈汇演，冯子存，刘管乐就是那时出来的。最早的就是冯子存就以喜相逢、放风筝两首乐曲将笛子这件民间乐器搬上了现代意义的独奏舞台。冯子存和我的父亲一样大，我的五梆子、喜相逢都是跟冯子存亲自学的。
那时北方有庙会，有的庙很大，比归元寺还大，一般是坐北向南，每年定日子开庙会，像玉皇庙会十月十五，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有三天大会，都有唱戏的。庙门向南，戏台对着庙就向北，那时没有麦克风，吹笛子的在戏台上就得顶着北风吹，要没气力，吹出来的气就被北风吹跑了。冯子存吹的笛子管子粗，眼也大，一般人都吹不响，很费劲，吹出来的声音也大得很。他顶着风吹，所以他又叫吹破天。从那以后，笛子就上了一个台阶。要说对笛子的贡献，他最大！

记者：您跟冯子存也学过笛子？

孔建华：我不光跟冯子存学过，跟陆春龄、赵松庭、王铁锤这些演奏家也学习交流过，他们既是我的好朋友，又是我的老师，都是良师益友，我是学生出身，他们是民间艺人出身，都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。

记者：您自己最早期的两位学生，一位成了武汉音乐学院的笛子教授，另一位成了提琴制作大师，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，那您后来教的学生呢？

孔建华：后来也教过很多学生，黄尚元在小时候就跟我学过，后来考上中央音乐学院附中，跟刘森学，他在文化大革命时被整得很惨，后来就没搞这个了，他一直对我都很尊重，05年在武汉的笛子学会年会上发言他也讲了跟我学笛子的事情，但那时他的身体就不行了。

记者：我记得05年在武汉开年会的时候，他还说20年后等你100岁生日的时候大家再相聚，当时很激动。
孔建华：是啊，他在那次年会后不久后就去世了。还有后来下海经商做得很好的吴志刚也跟我学过，还有尹维鹤，现在全家都在加拿大，也吹得很好，他的双音笛在加拿大名气很大。年纪小一点的，有荣政，我很喜欢荣政，因为他特别用功，现在还是一直坚持，很敬业，没有受市场经济大气候的影响，对这份事业很执着。

记者：我经常听荣政老师说起您，感觉你们之间就像父子一般，您和荣政老师是怎样结下这份师徒缘的呢？
孔建华：说起荣政，06年林谷珍邀请我和他去台湾演出，我们在外面吃饭，很多人都问我们是不是父子俩。（笑声）荣政的父母都是武汉楚剧团的名演员，父是团长，是很有名气的老生，母亲是刀马旦，我和他的感情比较深，他在业务上刻苦钻研，思想品德也很好，因为他是梨园世家，梨园子弟在尊师重道方面非常讲究。

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第二年武汉第一次开文联会议，我和他父亲都是文联委员，那一次碰面以后，他父亲跟我说：“我儿子正在吹笛子，想找您教，您看能不能收个徒弟？”我当时答应了，从那以后，他就开始跟我学了。

记者：记得荣老师曾经跟我说过，有一次他的脚被锈钉子扎了，不能下楼，你是亲自跑上门去教，这件事让他一直都非常感动。

孔建华：当时我是在歌舞剧院住，和楚剧团是邻居，他家就住马路对面。他那时一个礼拜上两次课，反正他住在马路对面，在八楼，也不远，我有时跑他家去了他不在，又没电话，就又去一次。

后来他到武汉戏校（现在的武汉市艺术学校）读书，那时的学校就在汉口民众乐园，条件很差，没地方练琴，那里是个公共娱乐场，练笛子也没地方，他就在澡堂练。澡堂里水很深，有时就用板子搭在里面，有时水太深就用几个砖头垫在下面。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孩子在笛子上很有前途，很喜欢他，有时候我买了乐器，都是把最好的选给他吹。

记者：这确实很让人感动，荣政老师现在在专业上面取得这么大的成就，您对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。

孔建华：他是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，这几十年来，步步在提高，根据他创作的曲子，京韵，方竹，数蛤蟆等，都很有特点，很受欢迎！他除了刻苦学习的这种精神以外，还有一种创造精神，有一鼓钻劲，才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，加上他受他的家庭环境的影响，对他帮助也很大。这些年来，在教学上反应也很好，对学生也很严格。

他当时在艺校时我就跟他说，要他在毕业时单独搞一场音乐会，在当时很不容易的，后来他去考音乐学院，吴素华是系主任，我是亲自去推荐，在当时像他那样水平的不多，很轻松的就考上了，在武汉音乐学院就跟李协勤学。他吹《故乡的回忆》就是用苏建能给我做的这支笛子，凤眼竹的，后来我用黑漆刷了一次，四十多年了。

记者：我感觉他不光对您有很深的感情，对这个笛子的感情也不浅，这次去台湾开音乐会又借了这支笛子，他说他只有拿这支笛子吹《故乡的回忆》才能把内心的感情最好的表达出来。

孔建华：他每次上台吹《故乡的回忆》都会找我借这支笛子，我每次都说送给他，让他把这支笛子也继承下来，但他每次演完又还给我。05年年会时给我举办师生专场音乐会，他也是拿这个笛子演奏的。那场音乐会搞得很好，很多同行都很羡慕，他带头出了不少力，还有向思义、周可奇，都付出了很多，还有一些武汉的笛友也来帮忙。荣政大热的天就开始排练乐队，让我很感动。武汉市文化局长唐惠虎看后很激动，说这台节目要拉要武汉剧院演，时间定在年后，结果2月份把腿摔了，就没法演了。06年到台湾演出的事很早就和林谷珍已经定好了，不去不好。去台湾时还带着自己的拐杖，可以收的，放在乐器盒子里带到台湾了。

从台湾回来后，感觉年纪也越来越大，到武汉剧院再开音乐会的事就搁一边了。其实有武汉音乐学院那场就够了，那次搞得很好，张维良也很支持。张维良第一次得奖是在济南，我和王铁锤是评委，他当时吹得很不错，1982年北方片第一名。南方片是詹永明。现在都是笛子界的骨干了。

记者：听说您在台湾的音乐会很功，你的作品也很受欢迎。

孔建华：大家都这么说，下面掌声也很热烈，演完后荣政也说比05年演出好多了，但我自己感觉没有演好。年纪大了，加上休息不好，总感觉演出不理想，当然下面掌声很热烈，特别是最后一个大曲子《江河情》压轴，很受欢迎。陆春龄、赵松庭他们去台湾演出的时候都没有我当时的年纪大，我当时想只要不砸锅就行，结果在台湾还蛮受欢迎。（笑声）

记者：您是认为当时演出的时候身体状态不是很好，没有达到您预期的演出效果是吗？

孔建华：主要是没有休息好，自从那次去台湾以后，我就感觉到直航的重要，转机经香港很麻烦，上下飞机，等飞机办手续很头疼。我和荣政当天很早就到香港了，一直等到晚上才有飞机，半夜才到桃园机场。现在三通了，我是打心眼里高兴。我本身睡眠不好，但是荣政的睡眠很好，倒下就睡，打呼噜。（笑声）

林谷珍在台湾搞这个活动也不容易，我不想给他增加负担，没有提出另外开间房，后来荣政发现我睡不着了，就说要我先睡吧，等我睡着了他再睡，他就到阳台抽烟去了，我一时也搞得睡不着了，想这样总不是办法，荣政又睡不好了，我后来就想了一个办法，假装睡觉，还打起了呼噜，（笑声）他看见我睡了，又过一会才进来睡，我们就这样在台湾过了三个星期，同住一间房，我一直没休息好，快演出时就感觉精力不行，心情还是很愉快。

记者：林谷珍先生在音乐会上说当今笛子演奏家，八十岁还能登台的就数您和陆春龄老先生了，像您当时是八十一岁高龄，能在舞台上演奏《江河情》这首十几分钟的协奏曲已经是很了不起了！

孔建华：我当时是准备只吹奏《江河情》这一首的，但林谷珍提意见了，说《故乡的回忆》我一定要亲自吹，他说他们在二三十年前就在“敌台”广播听过这首曲子，他们说的“敌台”，就是我们大陆的对台广播，我们当时也能收听到台湾的广播，也称“敌台”。（笑声）

记者：《故乡的回忆》这首作品在您去台湾之前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和群众基础的？

孔建华：林谷珍是这样说的，他说他当时在学校毕业时，就按《故乡的回忆》的形式写了一首曲子，当时就把我当作偶像式的人物（笑声），他说当年的偶像就在面前，《故乡的回忆》怎能不吹？我说身体不行，他就提议说和荣政两个人一起吹吧。最后我们还加演了一首二重奏《运输忙》，我们带去的《农村新貌》、《春满茶山》、《黄鹤归来》包括荣政的《京韵》、《数蛤蟆》等，都很受欢迎，当时林谷珍还将了荣政一军，非让他把《数蛤蟆》在舞台上唱一遍，气氛很好，在台湾也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和影响。

记者：我们都知道，您在笛子的改革发明上，是有着巨大贡献的，比如竹笛的接口技术，解决了竹笛音高被温度变化制约的问题，您能谈谈您的一些发明吗？

孔建华：（编者注：孔老转过身从抽屉里拿出一支很小的笛子）这是中国第一支接口笛，是1952年我用蚊帐杆子做的，这是我自己亲手做的。那时还是文工团时期，二胡只有丝弦，没有钢弦，定好以后，越拉弦越松，音也越来越低，笛子发热后又越来越高。后来他们二胡说笛子高了，笛子又说二胡低了，每次排练排一会就出这样的问题，我当时就思考，这样下去不行，得想个办法解决，我首先是想到了“洋乐器”的管子都能伸缩，可以调音，咱们中国乐器也得想个办法。当时就取了个蚊帐杆子试制了。这是小D调，比D调曲笛要高一个八度。

记者：您当时为什么要试制这么小的笛子呢？

孔建华：当时在文工团要求我们一专多能，我也吹唢呐，搞河南曲子联奏，我穿的是中山装，笛子就像个钢笔一样插在口袋里，吹完唢呐，把这个小笛子从中山装的口袋里拿出来，下面马上就掌声热烈得不得了。舞台效果很好。我的循环换气也是那时从唢呐里学来的。

记者：您的这个发明当时有没有想到去申请专利？

孔建华：当时还没有申请专利的意识，想着只要是发明了，为这个行业做出了贡献就行。后来广州、上海的乐器厂都生产这种有接口的笛子了，我现在还是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的“终身名誉顾问”。

记者：历史上有没有出现过接口的笛子？或者是有文献记载过的？

孔建华：我这个发明是根据“洋乐器”来的，历史上还没有发现什么文献记载笛子接口的形式，民国时期就更没有了，那时笛子根本没有登上独奏舞台，谈不上接不接口的问题。

记者：你说到的循环换气技巧是从唢呐上学来的，您最初是用在哪一首乐曲里面运用了这个技巧呢？

孔建华：我在1954年改编的《信天游》这首曲子里第一次使用了循环换气，1956年我去澳大利亚演出，演奏了《信天游》和赵松庭的《早晨》，用了循环换气，他们觉得很神奇，当地媒体还说我是“东方魔笛”，后来在北京冯子存的纪念音乐会上，蒋国基跟我说，“循环换气你最早。”其实谁用得最早并不重要，为笛子作贡献就好。
还有李镇的倍大D调笛，他自己有一次跟我说：“您可能不记得了，我这个笛子是在您那学来的。”他之前到我家来过，把我的这个笛子量了尺码，回去做的。我在1984年根据赵松庭计算的数据设计了这支倍D调笛子，设计好了以后让师傅们帮着做的。当时武汉歌舞剧院到北京演出大型歌舞《九歌》，我演奏了巴乌、埙，是木埙，也是我自己做的，还有笛子，就是吹的这一支倍D调。在这之前，都没听说过有这么大的笛子，演出很轰动。
其实，这些发明谁早不早都无所谓，不管是谁发明的，只要对笛子有用就行。

记者：我们知道，您在五六十年代曾经代表中国到很多国家去演出，您能谈一谈您在那个年代出国演出的经历吗？

孔建华：我最早的出国演出是在1953年，我们去朝鲜慰问志愿军战士。

记者：去战场演出？那演出是在哪里进行呢？

孔建华：演出就在战场的坑道里演，我们和战士们都在坑道里，有时炸弹就炸在眼前，在打仗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战士们宣誓，然后就冲上去，要是第一排倒下了，第二排接着又冲上去，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，那种场景，当时很受教育。1954年停战后，中立国监委会代�/> 记者：这应该算是弥补了您心中的一点遗憾吧。

孔建华：我63年在日本香港演出回来后，64年就成立了中国音乐学院，当时就要调我去那里当老师，这边的领导不肯放。

记者：要调您去的事情您自己在当时不知道？

孔建华：他们就把这个事情压下了，根本没人跟我说，我也不知道，到文革结束以后歌舞剧院的徐辉才，他是我们歌舞剧院的院长，他跟我说，“64年中国音乐学院要调你过去，我们没放，我们的台柱子怎么能走呢？”那时我才知道。后来82年的比赛，在济南碰到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蒋风之，他是拉二胡的，我们是一起当评委，他又跟我说要调我去那里教书。我49年来武汉，33年了，在这已经扎根了，家在这里，那时已经舍不得了。

记者：在文化大革命当中，很多演员都不能上台演出了，比如赵松庭先生就是，您在文革期间是怎样的情况呢？

孔建华：在那时，很多演出都停下来了，舞台上一般只演样板戏。我也接受过审查，当时的军代表给我下了三句话的定义：“不影响入党，不影响出国，不影响进步”。这就代表没有问题了，但也很少上舞台演奏笛子，都是样板戏。
他们安排我在剧院里为舞台上的演员打追光灯。我们那时每年都会去部队演出，慰问解放军。有一年冬天去孝感，拉了八车道具，演出的地方是一个很大的礼堂，不像在武汉的剧院或电影院有地方放追光灯。大家都着急了，后来没办法，就把装灯光的大箱子一个个摞起来，摞了五六个，就让我上去了，还让我腰上还系了根很粗的绳子，怕掉下来，我坐在上面给舞台上的演员打追光，像玩杂技一样，后来大家都说，“追光追得最好的，还是孔建华。”（笑声）

记者：那文革结束以后呢？

孔建华：1975年全国独唱独奏重唱重奏调演，湖北搞了半场节目，在北京音乐厅，还有山西搞了半场，他们的笛子是邬满栋。后来邬看了我的笛子就问是在哪做的，我说在武汉，邬就请我帮他做一支。在那场节目后又选了四个节目，在北京参加国庆二十六周年的演出，我的笛子，还有武汉音乐学院丁伯苓的古筝都参加了。

记者：刚才看到您桌子上的节目单，这是您在什么时候举办的音乐会？

孔建华：这是1987年的音乐会，给我题词的是姚雪垠，就是写小说《李自成》的那个作家。这个音乐会后来改成了电视音乐会了，在武汉歌舞剧院礼堂搞的，电视台转播。
当时上海民族乐器厂给我赞助了两千块钱。节目单都印好了，电视台的找到我，说要给我做一个专题节目，还要王同善写了个文字稿，那段时间就拍外景，在家里拍，还在黄鹤楼上拍，在晴川阁也拍，后来导演跟我说，现在经费不够，要搞点赞助就好了。我就跟他说了上海乐器一厂赞助的事，是准备搞音乐会的，节目单都印好了，导演一拍手，说我这音乐会在歌舞剧院搞能有多少人看呢？这个拍出来在电视上一放，不晓得有多少人看呢，现在家家都有电视了，谁还去剧场看啊！我后来想了想，音乐会也去不了多少人，还得花精力，后来因为电视台还要拍演出实景，就在武汉歌舞剧院小礼堂搞了一场音乐会，主要是为了让电视台的拍摄。

记者：那您的音乐会就是电视台拍了演出实景？

孔建华：对，反正剧场也坐不了多少人，那时候有电视机的人也多了，他们拍完以后，在中央电视台放的，这个节目大约有半个小时，在中央一台文化生活栏目连续播放了好几次，还是黄金时间（笑声），名字就叫《江河情》，下面有个副标题：介绍著名笛子演奏家孔建华的艺术生涯。

记者：我数了一下，这个节目单上面的印的22首曲目有20首都是您的作品，一个演奏家能有这么多的作品，真是了不起，您能谈一谈您的音乐创作吗？

孔建华：我的乐曲创作受政治影响很深，就像毛主席说的，“我们的文艺、艺术，都是为工农兵所用，是教育人民，打击敌人，消灭敌人的有利武器”，但那都是战争年代的要求，从现在来说，音乐还是要贴近生活。

记者：那您的音乐风格或者说这个流派有怎样的特点呢？

孔建华：因为我出生在河南，后来又来到湖北，这两个地方都属于中原，中原的“中”字，就有中性、中和的意思，所以我的音乐有很强的融合力，既有北方的刚劲有力，又有南方的柔美抒情；技法上既有南派的赠、叠、颤、打，又有北派的吐、滑、剁、花；旋律的进行，既不像北方音乐大跳用得很多，也不像南方的丝竹音乐多是级进，而是级进与跳进相结合。
我创作的一些曲子，在音乐的体裁上，民间音乐素材用得比较多。因为我是从小就接触河南的豫剧、曲剧、越调等一些戏曲音调，特别喜欢家乡的音乐，小时候听戏，听完就能唱，河南的民间音乐对我影响很大，后来到中原大学文工团，我们最初演的都是一些老同志从陕北革命老区带来的节目，很多都是陕北音乐，到了湖北，又接触了大量的湖北民间音乐。
我原来在荆州天沔花鼓剧团也呆过一段时间，和他们一起演出，帮他们伴奏，在那里学习、生活。刚解放的时候，我参加过两次土改，64年又到仙桃，我住在农民家里，和农民同吃同住，体验生活，当时有个孩子得了爆发性痢疾，当时他家里没有人，我什么也顾不了，抱着孩子就跑，跑到医院抢救，孩子当时只有几个月，我回武汉好多年以后，那一家人还经常提着鸡蛋来看我，走的时候就哭。我在那里和一些农民、工人、战士都交上了朋友。

我在恩施土家族自治区的时候，八个县都到了，我经常背着背蒌，爬几座山，四处收集民歌，这些东西对我的创作都很有影响，我创作的乐曲都不是凭空想像，都是有出处，有根源的。

林谷珍说我的曲子不光是主调，包括伴奏，听起来都很好听，不是凭空坐在空调房里想出来的，而是跟群众生活结合很紧密。我始终认为，万物都离不开土壤，不然就是无源之水，无本之木，我的《故乡的回忆》演了四十多年，照样很受欢迎，说明了它有生命力。

记者：在您的作品中，有很多作品都已经广为流传，并且有很多堪称经典，比如您刚才说的《故乡的回忆》，还有《黄鹤归来》、《江河情》等等，您能不能重点介绍一下？

孔建华：《故乡的回忆》是1961年创作的，大家都比较熟悉了，其中用到的“气滑音”是我的作品中特有的，《黄鹤归来》和《江河情》这两首都是80年代创作的。《黄鹤归来》这首乐曲是我在长江日报上看到黄鹤楼重建的消息后，开始着手准备的，我到图书馆借阅了大量的资料，1980年，我到庐山休假，就一直构思这首乐曲该如何创作。我选择了用汉剧音乐作为创作素材。在意境表达上，崔颢的诗里说“黄鹤一去不复返”，而我是反其道而行之，取名《黄鹤归来》，我在乐曲中采用了大量的多指颤音，就是来刻划黄鹤凌云的形象。这首乐曲一共分为五段，晨曦江上、云绕江楼、小快板叫万物景秀，它的喻意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，第四段黄鹤凌云，描写了黄鹤的飞翔、起舞，和黄鹤迎着风雨搏击长空，这又喻意着武汉人民不怕困难的精神，最后一段是夕照晴川，江南有黄鹤楼，江北是晴川阁，隔江相望，这一段描写了夕阳西下时的美景，纵观全曲，又是描绘了美丽江城的一天。

记者：也就是说您所创作的这首《黄鹤归来》是运用了汉剧音乐素材和文人音乐的创作思路？

孔建华：对，现在黄鹤楼前的那个黄鹤的塑像，也叫黄鹤归来，他们是借用了我这个乐曲的名字，这个名字是我最先用的。（笑声）

另外一首《江河情》是我即将从工作岗位上退休下来时创作的，也是运用的民间音乐素材，第一句就是湖北音调，具有浓郁的湖北音乐特点。这首乐曲就是我自己一生的写照，像一部叙事诗，中间有一段散板，那是百感交集，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情感，慢板部分是饱含深情的，就是用浓郁的乡音诉说着自己人生的历程，最后的广板又像一部气势磅礴的交响乐。

记者：这首作品在音乐学院演奏得非常多，加上配有钢琴伴奏，演出也很方便，效果也非常好。

孔建华：我在文化大革命这前，61年、62年的时候就搞了一组曲子，全是钢琴伴奏，包括《故乡的回忆》都配了钢琴的，现在我这里还有钢琴伴奏谱，在当时也是很受欢迎。其实在那个时候，正是我吹得好的时候，那些音响资料都找不到了，我去找了也没找到。（叹气）

记者：你是指您在演奏颠峰时期的一些音像资料吗？

孔建华：我在文化大革命前的东西都没有保留，不过那时设备也差，但是那是我演奏生涯的顶峰时期，没有留下音响，很可惜。
最早的电视是1963年在广州，那时刚出来电视，我就在广州中山纪念堂演出，当时就录了相；后来1975年全国独唱独奏重唱重奏调演，湖北、山西各搞了半场节目，演完后又在那场节目后又选了四个节目，参加国庆二十六周年的演出，我吹的《农村新貌》，《沸腾的工地》，那些演出也都是录了相的，文化大革命以后，中央电视台到武汉剧院录节目，我也录了两个曲子，现在这些资料都找不到了。《故乡的回忆》，曾经是中央广播电台的保留节目，经过文化大革命，这些资料都破坏了，我也去找过。

记者：这是有些遗憾，不过您教出了那么多好学生，正在继承和发展着您的事业，您更应该感到欣慰。

孔建华：当然，我有这么多好学生，是最值得我高兴的！

记者：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吧，感谢您抽出时间和我聊这么久，下次有机会再请您赐教！祝您身体健康！福如东海！寿比南山！
孔建华：谢谢！欢迎你们常来！

■后记
与孔老先生的长谈，让笔者深深的体会到了这位笛艺宗师的人格魅力，虽已八十三高龄，但谈吐清晰、睿智而幽默。尽管我们谈到最后，他对没能留下演奏颠峰时期的音响而表示出遗憾，但他留给我们的财富，仍然是无穷无尽的。从他的传道授业中，我们读出了仁爱，从他的改革发明中，我们读出了豁达，而从他的音乐里，我们更读出了气度，读出了有容乃大……